很快，春天来了，知青们要在地里一边施肥一边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粪到了田里，播种也是技术活。王岐山和知青们先用牛把地犁出一道道沟来，然后把粪从粪袋转移到粪斗里，把粪斗系在腰上，再把盛种子的容器系上，“一只手洒一把粪，另一只手点一下种子”。吴永琪说：“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谷子地卧下鸡，高粱地卧下牛。我就没掌握好播种技术。”
如果中午在山上吃饭，知青们有时连手都没法洗，在衣服上抹抹手就吃。播完种要浇地，但为了不影响村民白天劳动用水，王岐山总是和知青们晚上行动，扛上铁锹把山泉水引入田里。
村里来了知青后，办起养猪场，增加了收入，这要得益于知青冯如珍。有一次，她去附近村子赶集，买了一只猪仔回来养，韩志厚知道后不高兴地说：“人都吃不饱，还养猪？！”冯如珍说：“大队如果不养这头猪，知青来养。等猪下了猪仔后，就卖猪仔。”韩志厚只好同意。在知青住过的窑洞里，《环球人物》记者看到了一篇冯如珍写的回忆文章：“猪场是我们知青和村里的青年人利用休息时间从河滩上背石板修建起来的。没有饲料，只好用红薯藤做饲料。要从地里把红薯藤背回来，煮熟了才能喂……”第二年，母猪产仔，收入几十元钱，村民纷纷跟着学起了养猪。
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后，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王岐山当上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我们的生产大队长韩志厚是个老八路，在西北野战军当过连长，有什么事情就问王岐山，让给他出出主意。”尹治海说，“别的大队有知青捣蛋，就请王岐山过去调解。有个知青插队头一天就跑到东边的青化砭公社打架，瓦窑套大队也有冲队长嚷嚷的知青，都是王岐山过去跟他们讲道理：‘你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要闹，别给北京知青丢脸。’他总是能缓解矛盾。”
任志强曾回忆：有一次郭庄知青因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而跟其他村的同学、老乡发生了冲突，犯了“政治错误”，“王岐山只好再次出动，将我们村的几个同学‘发配’到了其他的知青点，以解后顾之忧”。
知青们一周休息1天，有些知青下棋打扑克，“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当桌子看书，看数理化方面的书”。村里的赤脚医生尹大才当时还不以为然地对王岐山说：“看这些书有用吗？”王岐山回答：“这个没学好，把这个再啃啃。”尹治海记得，“王岐山还爱看《红旗》杂志和外国的经济方面的书”，队里还有人议论：“外国的书？是正确的书吗？”
忙活了一年，大队要按工分把收获的粮食分给大家。王岐山和几个男知青干一天农活能挣10工分，女知青一般挣8工分。任志强回忆说：“10个工分相当于2分钱，那时一盒火柴也是2分钱，因此我们一天的劳动就能挣到一盒火柴。八九分钱的一盒烟相当于好几天的工分。”知青们从此自给自足，第二年，公社不再给他们分配粮食和钱。“小米也有了，自己也种菜了，学生的生活好过点了。”赫生来说。
窑洞里至今摆放着当年知青用树枝编成的粮食囤，每个囤都有1米多高。为了防止宝贵的粮食粒从树枝间的狭小缝隙漏出去，王岐山带领知青们在囤的内壁涂上一层泥，等泥晾干之后，就可以往里存储粮食了，每个囤能装好几百斤。
“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文革”期间，文博事业停滞不前，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关闭多年，直到1971年才重新开馆，决定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10名讲解员。“我们大队的知青都去面试了，口才好的王岐山和王小枫被录用。”尹治海说。 在甘谷驿公社插队的吴永琪也被招来。据吴永琪回忆：“1971年9月下旬，我们10个新讲解员先被安排在西安市西大街的省文化厅招待所，在那里住了近1个月。省博物馆把宿舍腾出来，我们才搬到馆里。我和王岐山住对门。”
知识丰富的王岐山时常给其他讲解员讲述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国际政治局势。 “很多内容别人都听不懂，就跟听天书似的。”吴永琪印象最深刻的是：1971年10月，他和王岐山等人到省博物馆下设的草堂寺农场秋收。“在这期间他就悄悄跟我说：‘永琪，北京出事了。’我问：‘什么事啊？’‘肯定出事了，大事。现在的部队枕戈待旦。’”吴永琪说，“‘枕戈待旦’这个词我是头一次听人使用，印象特别深刻。等我们从农场回来，博物馆就传达了林彪叛逃的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大事很敏感。”
讲解员归博物馆陈列部管，时任陈列部负责人卢桂兰回忆说：“他们刚来那会儿，博物馆正需要人，老讲解员年纪都大了，很多都转到别的岗位上，新讲解员要迅速上岗。培训过程中，我感觉到王岐山比别人成熟。博物馆有外宾来参观，谁业务熟谁就陪同讲解，有些人讲得比较生涩，但他讲得很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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