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经济政治生态特点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上台后致力于将“内部重建”作为施政中心，围绕振兴美国经济竞争力和社会改革等重大国内议程，重新规划和平衡其对外战略重点。[1]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总体上将继续贯彻“以内统外”的施政理念。就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关系而言，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态也将继续深刻地影响美国社会对华认知的变化，以及美国政府对华关系的决策环境。本文拟从分析当前美国经济调整及发展趋势入手，结合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施政重点，以及美国社会“中国观”的变化趋势，探讨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对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多重影响，并对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思考。
一、美国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口
当前，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关系的国内环境中，美国经济状况以及美国社会对其经济发展的判断仍是最突出的因素，构成美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外政策的“重中之重”。美国百人会2012年公布的《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态度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普通民众和精英（包括决策层、商业精英、舆论领袖等）将“就业和经济”排在美国面临最严峻问题的前列，该比例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爆发之前）的民调相比有了大幅攀升。[2]
同样，经贸问题不仅显著地反映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议题主轴和选举结果之中，也突出地反映在选举期间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之中。[3]显然，美国经济增长态势以及美国民众对经济状况的观感将继续成为美国评判其外交的重点和得失的出发点和归属点。
如何判断当前美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总体而言，美国经济在过去三年里实现了较为有力的复苏。从经济增速来看，2009年GDP负增长3.1%，2010年增长2.4%，2011年增长1.8%，2012年达到2.2%。2013年第一季度继续保持2.4%的增幅，全年预计增幅在2.5%以上。美国劳动力市场情况近两年来也有所改善，失业率从2009年10%的最高峰下降到当前的7.5%左右，总体在缓慢回落的轨道上。2013年，美国每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平均在34.4-36.9万人之间，维持在2008年2月以来的较低水平。根据以往经验，如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稳定在37.5万以下，则表明就业市场雇佣需求开始旺盛，失业情势已渐趋稳定。[4]
近两年以来，美国经济企稳向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受技术创新、页岩气能源革命等成本降低的中长期利好消息激励，美国企业在美扩大投资的意愿有所增强，2013年第一季度美国私人投资同比增长4.3%，尽管增速环比有所下降，但仍为GDP增幅贡献了1.16%，同比增加近49%。[5]
中长期利好消息还包括美国的人口增长红利因素，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人口老化迅速甚至萎缩的态势，美国人口在未来仍保持数量上升的趋势，到本世纪中叶将净增9300万人，总人口将达到4亿。美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比其他发达经济体更加缓和。[6]
另一方面，美国一些州和地方政府围绕吸引外资、改善基建、完善移民和税收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初显成效，地方经济活力开始显现。[7]
此外，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或继续衰退（如欧盟），或增长减缓（如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下，美国房市、股市抬升，重新激发起更多的美国人对自身体制机制和经济修复能力的信心。与前两年相比，公众对经济的乐观情绪有所提升。皮尤民调显示，2009年底美国公众认为“经济状况极佳或好”的只有8%，2013年3月这一比例已上升至16%。[8]
尽管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增强，但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后，美国经济修复能力较之以往已有严重下降，三大结构性因素仍将制约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
一是美国经济“二元现象”依然严峻。经济结构中，高附加值的金融、研发设计行业和相对低生产率及低附加值的低端服务业构成美国产业结构的两极，制造业复苏和回归仍任重道远；[9]劳动力结构中，美国就业大军越来越向高学历、高技能和低学历、低技能两端倾斜，中高技能的技术工人岗位缺失依然严重，造成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包括能源、矿产行业）每年仍有二十多万个岗位招不到符合条件的技工，而“技工荒”又阻止了制造业“复苏”或“回流”的趋势；收入结构中，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差距不断拉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呈下降态势；代际结构中，老年人与年轻人在经济危机和衰退的环境下争夺就业、福利等社会资源的“代际之争”依然突出。
二是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依然悬而未决。美债务压力表面上由于“自动减支计划”有所趋缓，债务占GDP的比重下降到4%以下，但并没有解决中长期美国债务及财政前景的结构性困境。目前，府会之间围绕政府如何“开源节流”尚未达成共识，政府在医疗、社保等福利方面的支出随着老龄化及利率上升的趋势将不断上升，势必进一步挤占联邦政府对国防、教育、研发、基建等方面的投入，可能加剧“不仅继续寅吃卯粮，而且吃掉种粮”的恶性循环。奥巴马政府一方面面临民众既要政府减税，又要提供更多政府保障的困境；另一方面面临既要保障联邦政府具备“投资未来”（如研发、教育、基建等）的能力，又要避免出现“大政府”的两难局面。
三是全面重振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依然任重道远。近年来影响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宏观政策、技术革新、公司管理创新等因素不断改善，但繁复的税收体制、低效的基础教育、技工匮乏等结构性因素依然严重掣肘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升级。[10]
未来美国经济竞争力取决于税收制度、移民制度以及基础教育等领域的重大改革。尽管美国国内对上述三大领域改革的共识在增加，但距离联邦政府出台重大政策仍有时日。此外，美国当前的政治僵局仍是阻碍美国提高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美国政治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倒逼民主、共和两党做出调整，尤其是不断逼迫共和党在移民政策改革上做出抉择。与此同时，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美国对廉价充沛的页岩油气的依赖，可能阻碍美国再生能源及低碳产业的发展。[11]
总之，美国经济仍处于结构调整转型的重要关口。当前美国经济结构中的利好、利空因素交织，其复杂的互动结果对美国中长期发展前景的影响尚不明朗；未来一系列重大改革和战略决策（特别是涉及移民、税收、教育领域的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出台并得以实施，将决定未来美国经济修复能力能否有效发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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