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教授现在在国外，不便接受采访。”2013年5月6日，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施一公的秘书这样回答。
4月底，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的名字相继出现在美国科学院、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的名单中。作为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的当选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就在两年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增选中，施一公却“意外”落选“意外”，是当时很多媒体给出的说法。
落选国内院士却当选美国双院士，施一公的经历再次引发公众对中国院士制度的质疑和反思。“1997年以后，院士增选的情况一次比一次恶化。”75岁的天体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陈建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
回国不怕被“染得看不出颜色”
1967年，施一公出生于河南驻马店。1984年被保送到清华大学，1990年赴美留学，36岁就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2006年，施一公回国参加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当晚，他打电话给妻子，妻子欣然支持。第二天，他告诉陈希：“我愿意全职回清华，但我在普林斯顿还有个20人的实验室，需要一个过渡期。”
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大学可谓不惜一切代价：他的实验室面积是全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整整一层楼；他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学校还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花园别墅……也有人劝施一公不必全职回国：“暑假有3个月，平时你还可以回国两个月，什么事5个月还做不完？”施一公委婉拒绝。2008年年底，他正式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有朋友说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施一公回应说：“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从环境、条件上讲，普林斯顿大学是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讲，我确实没必要回清华。但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科研，更想做的是育人，培养一批人才。”
2007年，与施一公有着相似人生经历和理想的饶毅，放弃了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工作，全职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两人被认为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甚至有舆论将他们与上世纪50年代为报效祖国而归国的钱学森、郭永怀相提并论。
2010年，施一公和饶毅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的评论文章。“在中国，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做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本单位不见其踪影。尽管路途障碍重重，但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2011年，施一公与饶毅双双被推荐参选中科院院士。第一轮评审时，饶毅被淘汰；施一公也止步于第二轮评审。饶毅说，院士增选中，重视的不是学术水平、对国内科学贡献的大小，“在有些人面前低头排队的时间，有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并愤然表示今后不再参选。
对两人的落选，中科院回应，这跟国籍有关，院士候选人明确要求是中国国籍，但在两人申报院士时，还没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饶毅则公开呼吁：“多一点宽容，不仅对他（施一公）个人公平，而且可以促进其他教授和学生回国。施一公回国是一面旗帜。”
时至今日，当舆论热议施一公当选美国双院士时，中科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是两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其院士增选分别按照各自的程序和标准进行，没有必然的关联。
求情、送礼、拉关系恶习泛滥
上世纪80年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去医院看望侯学煜院士。因为病房里没有床位，这位70多岁的老科学家只好住在楼道里。出了医院大门，钱正英感叹：“为什么侯先生住不进病房，更住不到一个人的病房，因为他的床头写着：副司局级。”侯学煜当过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中科院研究所是正司局级单位，他是副司局级干部。后来，钱正英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进行了汇报，由此确定了在京的中科院院士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副部长级待遇”的发展衍化或许已经偏离了他们的初衷。可以走机场贵宾通道、可以住高干病房、所到之处前呼后拥……在中科院研究员王扬宗看来，“院士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特权阶层。至于院士在升迁、工作安排、申请经费、评奖、社会荣誉等方面享有的特殊权利，也已形成了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
有院士还遇到过更隐晦的公关方法，院士选举之前，候选人所在单位召开学术讨论会，以考察咨询的名义邀请相关院士，一路上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时再送一笔不菲的会议费。据了解，每轮至多60位院士当选，但全国具有初评资格的行政部门就有100多家，平均一个候选人耗资十几万甚至上百万不等。
“这是给我们的脸上抹黑，”陈建生也很无奈，“院士增选本来是由院士或部门推荐，不是申请制。1997年，求情、送礼、拉关系这种恶习就相当泛滥了，甚至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今年想当院士，请你来推荐我。"”
陈建生还告诉记者，院士在评审会上的发言本来是保密的，但这些发言很快就流传到社会上。“当事人知道了，"哦，你这个院士跟我过不去"，就开始做工作。我们的保密工作始终做不好，导致院士不能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所有这些，我相信是一种社会风气所致。”
无法避免与其他权力利益关联
2000年前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开始关注院士制度，“起初是因为看到增选的院士没出什么成绩。”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选聘院士96名，到2003年工程院院士已有663名。顾海兵说，与院士人数猛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高歌猛进的情况下，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却呈负增长态势。
对于院士所代表的“最高学术称号和荣誉”，顾海兵的评价是“贻害无穷”。“首先，由于"最高"的存在，一个普通教授无法和院士展开平等的学术竞争，这是对学术自由和创新的破坏。其二，院士在学术界拥有最高地位，却缺乏监管，导致作假等事件层出不穷。其三，为了"最高荣誉"，各地、各部门对院士的攀比乐此不疲，不但导致院士规模的膨胀，而且使得院士增选成为一场内耗严重、成本极高的运动。最后，"最高"二字使得院士走上神坛，让全社会顶礼膜拜。这一点，从各地给予院士的待遇上就可见一斑。武汉理工大学承诺，凡引进来的院士，都能获得100万元科研经费、200平方米院士楼住房、50万元安家费。这使得院士群体被异化脱离科研创新的本质，越来越趋向功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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